《四世同堂》合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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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是老舍自认为“写的最好的一本书”。可谁能知道，他写这本书时经历过痛苦的煎熬，甚至说是“玩命”。

那时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，主持日常会务，随即西迁重庆。此时，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到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。1942年，老人病故，胡絜青又用了一年时间，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。

亲身经历国亡家破的惨痛滋味，胡絜青把所见所闻和心中的愤慨，反复讲给老舍听。老舍点着烟静静地听着。几个月后，老舍对胡絜青说：“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，给我带来了一部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。”此时，老舍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。

首先是艰难的生活环境。老舍虽然名声在外，但实际上穷得很。夫人胡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差事，每月工资极低;老舍负责文协抗战宣传，几乎没有收入，只好给报纸杂志写文章挣稿费。他常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养家而纠结。做公务员?自己坐不惯公事房;教书?也不甘心。思前想后，老舍“宁可受苦，也不愿改行”。同时，他家的屋子很小，白天受烈日暴晒，晚上则群蚊围攻，老舍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“多鼠斋”。

其次他身体并不是很好。贫血、疟疾、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。乃至于只要稍一劳累，便头昏，如不马上停止写作，就会由昏而晕，一抬头则天旋地转。

再次杂事多。除了文协抗战宣传外，为了养家，老舍要给许多报刊写文章。这多是短篇，还有不少是朋友约稿。老舍回忆说：“好些篇一挥而就，因为没工夫修改;有时怕得罪朋友，就得硬挤。所以写的乱七八糟。”这一切都严重地干扰了《四世同堂》的构思和创作，老舍陷入了苦恼之中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在林语堂主编的《宇宙风》杂志上写了一篇《磕头了》的文章。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抗战中，我写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。所以我决心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，以赎粗制滥造之罪。朋友们，别再向我索要小文!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这个长篇小说吧!我向肯帮忙的朋友们磕头致谢!”

排除了上述干扰，老舍集中精力，自1944年1月开始写作《四世同堂》。1946年3月因到美国讲学，暂时停滞。1946年底，在朋友们的鼓励下，他在美国继续写。到1948年6月底，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。

《四世同堂》的写作延续了四年半。回顾整个过程，老舍如此形容：“这简直不是写东西，而是玩命!”

小说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。小说中老舍先生以充满了责任感和慈悲心的文字，将整个中华民族的那段灰色记忆，浓缩在了一个大杂院十几户居民的悲惨遭遇与忍辱负重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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